灶台

被熏黑的厨房。记者 覃冰 摄

每次回老家，我都会走进厨房看看已经被熏黑的灶台。

我的家乡在岭南地带，人们习惯白天喝粥晚上吃饭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我刚上学前班，就开始负责煮饭了。每天放学回家，还没来得及和小伙伴们出去玩耍，我就得先走进厨房，完成煮饭这份“作业”。煮饭的过程并不复杂，就是淘米后加点水，点燃柴火，等锅里咕噜咕噜沸腾之后把米汤倒出来再把锅放回灶台，然后抽出一部分柴火防止米饭烧焦。

虽然看上去很简单，但那时候我只有灶台高，做起来还是很吃力的。水烧开后，我会踩着家人自制的矮木凳爬上灶台，扎着马步，抓住两侧的锅耳，咬着牙猛然发力拔起锅来，轻轻地放在灶台上，然后踩着木凳走下来，再次端起锅，踏着小碎步快速走到厨房门口，把锅放在门槛上，慢慢倾斜锅身，把米汤倒进原本放在地上的盆子里，再把锅原路放回去。把锅拔起来和放回去的时候，灶里的浓烟和火星会飞快地往上蹿，熏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；倒米汤的时候，米汤的蒸汽又狠狠地往我脸上扑，感觉整张脸像贴在了熨斗上。但是，我没有时间去喊疼，因为拔出锅之后，灶里的浓烟马上就弥漫开来，没多久就会占领整个厨房。

把锅放回去之后，就要留意灶里的柴火了。如果米汤倒得比较干净，仅留一点木炭就可以了。如果火候把握得好，锅底会有一层黄色的饭焦，吃起来又香又脆。那时候我没有零花钱，没办法买小吃，觉得饭焦就是最好的零食。为了烧出饭焦，我不断斟酌要留多少米汤和木炭，终于在一两个月之后练成了功夫。从那以后，每天晚上揭开锅盖，看着米饭表层的颜色，我就知道锅底的饭焦有几分成色。小伙伴们听说我掌握了这门技艺，顾不上厨房里的浓烟和火星，围在灶台旁认真地看，生怕错过了什么细节。没过多久，他们也能笑嘻嘻地拿着饭焦到巷子里炫耀一番了。

虽然那时候日子并不富裕，我感觉自己算是幸运的。要知道，在上一代人的童年里，看似简简单单的一碗米饭，可能就是全家人的命根子。奶奶经常提起，在父亲六七岁的时候，家里经常两三天才能喝上一点粥。收成不好的时候，每天只能在大锅里放一小撮米。有一次，父亲饿得异常难受，在灶台旁边“扑通”一下跪在奶奶面前，抱着她的腿哭着求她煮点饭。奶奶感到很无奈，因为家里的米缸早就空了。她心疼地弯下腰，轻轻地拍着父亲的后背，安慰说马上去找点吃的。可是无论她怎么劝，父亲就是不松手。她发现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，于是用力把父亲的手掰开，想出去看看能不能借点米。可是她的脚刚挪开，浑身无力的父亲就瘫坐在地上了。幸好路过的邻居发现了这一幕，拿了一点米帮忙生火煮熟，才让父亲恢复了一点力气。

这段往事，让我对灶台的印象更加温暖。没有经历过饥荒的人，很难理解把米借出去的心情。那些前来借米的家庭，很难在短期内还上，所以一旦借出去，自家人就可能吃不饱。可就算人家没还，也不好催促。我经常听老人提起，有人把仅剩的一点米放进锅里，准备给三四个已经饿到脸色苍白的孩子充饥。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拾柴火，时不时揭开锅盖，满怀期待地看着锅底的米粒慢慢膨胀。可是，就在快要煮好的时候，有亲戚来敲门了。家长一听到敲门声，就陷入了两难：请进来吧，孩子们肯定吃不饱；不请进来吧，又显得不讲亲戚情分。围在他身旁的孩子们急得直跺脚，用力拉扯他的衣服，眼泪都流下来了。他心一横，迅速把锅抽出来，藏到床底下，同时吩咐孩子们赶快把柴火灭了。孩子们连忙跑过去，把燃烧着的柴火抽出来，埋到灶台下面的灰烬里。没过几秒钟，他们就发现，虽然火灭了，但是烟还在冒出来。这时候，敲门声已经持续了很久。情急之下，孩子们跑向水缸，拿起水瓢就往灶里泼过去。家长一面应答一面走向大门，准备开门的时候却闻到了米粒的清香，于是快速折回来，把床底的锅搬到床上，用棉被盖起来。之后，为了给迟来的应答找个理由，他装出行动不便的样子，叉着腰慢慢把大门打开。

每次听到人们说“民以食为天”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老家的灶台。从现在的审美来看，它并不漂亮，甚至不算整洁，但是在我眼里，它才是时代进步最好的见证者。每次看到它漆黑的妆容，我都会告诫自己不要埋怨生活，因为即使是粗茶淡饭，也曾经是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的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文联）